身材塑形攻略 手臂塑形的方法

从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看，结果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不存在与理性相悖的情况，是符合理性原则的。

所以批判者在那里似乎已经失去了阵地。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方面做配套改革，否则再好的鱼也可能被养死。

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两亿多，这两亿农村人口属于哪门子精英？不可否认，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太大，但这种悬殊，其中多少是因为市场改革，又有多少是制度漏洞导致的贪污腐败？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替代政治改革。首先，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也不是一败涂地而股市的问题并不在于股指的高低，而是在一个价格严重扭曲的市场，不仅让投资者的信心完全丧失，而且在于完全丧失股市融资的功能。而人民币快速升值不仅让大量国际热钱千方百计流入中国，而且也让沿海一线出口导向的中小企业无法承受，让沿海一线最有活力的一些省份的经济体受到严重挫败。导致PPI涨幅提高的主要原因是PPI当中生产资料价格的涨幅不断提高。

以北京市为例，奥运筹办七年间，北京常住人口增加了210万人，对住房必然形成相应的需求。在房价及房地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房地产市场大调整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在房地产市场增长如此强劲的情况下，政府不会改变现行的房地产市场既有政策来救房地产这个市。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经济体系自毁的助燃剂，而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裂解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燃料。

以中国潜在经济规模之巨，增长之迅速，中国需求(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而当中国的产能日长夜大，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巨大产能，中国就只能向全球购买，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所谓的经济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国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这种幻想向人民许诺：假以时日，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财致富。

在2007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循环发生突然梗阻的强烈信号。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脱离消费的畸高投资必然带来严重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国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国正在东方续写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象力。

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而在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急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涉入经济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之中最活跃也是最具决定性的角色。但仔细分析，结论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国输入通胀，而恰恰是中国的资本投资需求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

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

进入专题： 经济增长 。中国，似乎已经成为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

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会发现胡锦涛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当中国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国内满足的时候，中国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压低要素、资源、环保等价格，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真相(所谓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

言下之意很明显：这轮牛市可能持续的时间以及上涨的幅度，将大大超出传统智慧的想象。当成本开始释放 对于2007年至今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国经济学家做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

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地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积累下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胀，而是一次历史的报复。

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这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更加深层的含义所在。

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获取政绩的统计数据。权力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的特殊禀赋。常识告诉我们，成本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毯之下。而由于中国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导致澳大利亚矿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以至于出现澳大利亚海军兵员不足的情况。

不幸的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非常经典地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然而，通胀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让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

很显然，中国愈演愈烈的通胀绝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发，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中国经济早就应该付出的成本。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缘何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却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非常平衡。

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国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今天的中国已然成为标准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很显然的一种乐观主义情绪，已经开始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

无论是是数据还是经验都表明，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正愈演愈烈。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

此外，当2007年上半年中国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为煤炭进口国的时候，世界煤炭价格立即在短时间内上涨了近一倍。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人民的社会保障、劳动阶层的工资都处于被剥夺的可能之中，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危机，而是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是否能够共度时艰。